时间机器上的劳动者｜AI能否解救我们？

这篇是 《科技慢半拍》EP93：时间机器上的劳动者｜AI能否解救我们？ 的文字稿整理版。

前言

AI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工作、企业和社会带来什么？目前业界普遍认为，AI能够提升工作效率——比如写会议纪要、自动生成报告、编写代码等。这种效率的提升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收益和利润，员工也因此能获得更多闲暇时间。

但现实真的会如此吗？纵观科技进步的历史，人类一直在用机器和工具替代人工劳动，可我们的工作时间却并未显著减少。这是为什么？过去的技术没能实现的目标，AI就一定能实现吗？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个基础问题：我们的劳动时间是如何形成的？劳动者又是怎样被绑架到这台时间机器上的？简单来说，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希望员工能提高效率，用更少的时间完成相同或更多的工作。在当今语境下，工作与时间这两个概念已经紧密绑定在一起。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呢？

让我们首先理解工作、时间和效率的本质是什么？

回顾历史，工作就是工作，时间就是时间，两者本是分离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不需要在固定时间内产出工作成果，只要能按时纳税、维持生计就够了。但科技发展反而让人类的工作被绑定在时间的机器上。如今，我们又期望用更先进的科技将劳动者从时间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这真的可能吗？

当工作被时间绑定后，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劳动者开始出售自己的时间；工作时间变得固定且规律，人们更加追求效率，也就是时间的利用率。随着工作理念的发展，人类形成了特有的工作伦理：不工作就会被唾弃，有工作还必须表现出勤奋努力，否则就不是合格员工。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许多人的人生就是为了工作，几乎没有其他兴趣爱好。所以当机器、系统、流水线、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抢夺”工作时，人们才会感到焦虑和愤慨。

实际上，企业中存在大量无谓的工作，也被称为”狗屁工作”。这个说法源自2018年人类学家大卫·克雷伯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这引发了职场人士的困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价值和意义？虽然人们常说工作是为了赚钱，能赚钱就行，但内心的纠结始终存在。

仅仅内心纠结也就罢了，现在老板还在不断要求把这些无意义的工作转为自动化，或者交给AI来做。这不是在无意义之上又叠加了更多无意义吗？

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具备智能，它应该向人类指出：我没必要替你们做这些工作，因为从更高的智能层面来看，这些工作本身就毫无意义。这才是当今AI应用最大的讽刺。

让我们回到起点，首先要探讨时间的概念是如何诞生的？

时间的诞生

时间概念

作为生物的人类，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时间概念其实是陌生的。这种时间更应该被称作”机械时间”。在钟表出现之前，人类是如何对待时间的？那时的时间观念又是什么？

第一种方式是依据人类自身的生命规律，如脉搏跳动、呼吸节奏、睡眠和清醒等，但这些都会随着情绪和活动而变化。在许多原始文化中，由于月亮与女性身体变化规律相关，女性的月经周期也成为社会节奏，用于安排部落仪式、分工等活动。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事件”来确定时间。原始人会根据觅食时机来判断一天的阶段。在较长时间跨度上，人们依靠事件而非日历来计量时间——牧羊人从母羊产仔开始计算，或用”煮两次鸡蛋的时间”来度量。农民则会说某事发生在”播种时”或”收获时”。

对古希腊人而言，他们会购买陶器，也可能直接买下制陶工人作为奴隶。但若说要购买工人的”时间”来干活，他们一定会感到困惑，因为那时的时间仍是个抽象概念。直到中世纪，欧洲人仍在用行为来粗略衡量时间。

在许多发达的东方文明中，人们的时间意识相对松弛。比如印度人对时间的概念就非常淡漠，甚至没有完整的大事年表。

随着对自然的观察，人类发现了日出日落，开始分辨”白天”和”夜晚”，认识了一天；观察月亮盈亏，发现月亮变化周期约为29.5天，定义为一个月；认识到四季变化与农耕、迁徙、节庆活动的关系，形成了年的概念。中国更细致地划分出24个节气，用于确定农事时机、礼仪和祭祀活动的安排。此外，还有星象运行等深奥规律，这些主要用于预测洪水或灾难等变化，而非计量时间。

时间概念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活动的节奏变化，形成了人类共同活动的规律，如宗教仪式（祭祀周期）、农业节令（春耕秋收）和欢庆节日等。

我们前面谈到的机械时间，以及机械时间观念，其实源自宗教修道院的日常生活。早期宗教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经院哲学相信宇宙由上帝安排，这一信念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但这种信念植根于基督教会的制度秩序。西方修道院最早表现出对秩序和力量的渴望——在经历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长期动荡与混乱，人们期待一种不同于武力统治的新秩序和力量。

时钟的发明

在7世纪，教皇萨比尼昂发布圣谕，要求修道院每天敲响七次钟，标志着祷告时间的开始。为了确保准确记录和执行定期祷告，钟楼的钟声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使计时演变为对时间的遵守、计算和分配。随之，永恒不再是衡量人类行为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时间。

在东方，唐代正式采用”十二时辰制”，每个时辰相当于现今的2小时。“子时”为午夜，“午时”为正中午。同时推行”更鼓制”，由更夫在夜晚巡夜报时，“三更半夜”一词由此而来。宋代北宋科学家苏颂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天文钟楼——建于1088年的《水运仪象台》。这座结合天文仪器、水力传动装置和机械齿轮系统的钟楼能够自动转动报时，是全球最早的”自动钟塔”之一，甚至早于欧洲机械钟的出现。然而，尽管发展较早，直到明清时期，中国仍主要采用报更制度，农村依然以日出日落为准，只有城市和军政系统的时间管理稍显精细，整体未能达到西方的精细化时间管理水平。

西方在13世纪已有机械钟的明确记录。1370年，海因里希·冯·维克在巴黎制造了一座精巧的”现代”时钟。到1345年前后，一小时分为60分钟、一分钟分为60秒的概念已被普遍接受。这种将时间分割的抽象框架逐渐成为人们行动和思想的重要参照。

16世纪初，纽伦堡的年轻机械师彼得·亨莱因发明了”用小铁块制造的多轮手表”。到16世纪末，英国和荷兰开始出现小型家用时钟。如同汽车和飞机一样，这种新机器首先被富裕阶层接受和使用——不仅因为只有富人买得起时钟，更因为新兴资产阶级率先认识到了富兰克林后来所说的道理：“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说法。

时钟是现代技术时期最重要的机器之一，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科研还是工作，都需要先有计时设备，计时设备越精确，工作水平就越高。就连特工行动前都要先对表。时钟代表着其他机器都渴望达到的完美。它的出现使空间的范畴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现了科学的、定量的思维方法在时间精细测量上的应用。

时钟不仅影响了科学发展，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人类开始以这种人为规划的时间作为生活的标尺和衡量依据。抽象的时间成为生活的新媒介——人们不再是饿了就吃饭，而是等到规定的吃饭时间；不是累了就睡觉，而是等到该睡觉的时候才睡。随着时钟的普及，这种时间意识也随之普及开来。

全球化

1875年，美国修通了横贯大陆的铁路。由于火车跨城市运营需要精确的时刻表，各地时间的不统一容易造成事故和误点。因此，美国率先强制规定了标准时，这比世界大会正式颁布标准时早了10年。

时间标准化始于格林尼治天文台。1884年，2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英国的国际本初子午线会议，确定格林尼治子午线（0度经线）为全球时间起点，将地球划分为24个时区，每区宽15度经度。通过海上船只的天文钟与格林尼治时间对比，世界首次建立了”全球时间坐标系”。这一体系使跨越广大地区的同步协调成为可能，至今仍在使用。

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转向微观领域来定义时间尺度，不再依赖太阳和地球这种宏观维度。

1955年，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高精度铯原子钟。这台原子钟误差极小（百万年误差1秒），定义1秒为铯133原子振动约90亿次的持续时间。1967年，“UTC”正式成为协调世界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的缩写，成为当今世界通用标准。

互联网和卫星

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我们使用的NTP协议（网络时间协议）让时间同步变得简单：只要设置目标NTP服务器的IP地址，本地计算机就能自动同步世界标准时间。如今，从个人手机、电脑到飞机、银行、核电站，都通过”时间服务器”实现网络授时。

此外，卫星授时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日常使用的百度、高德等导航定位App，都依赖于与卫星的通信服务。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例，其BDT（北斗时间）属于原子时系统，时差控制精度优于100ns（纳秒，即千万分之一秒）。

从上文的这段”时间简史”，我们看到科技如何影响了时间的发展：最初时间服务于宗教，后来转向科学。这种时间观念的演变改变了生产关系，重塑了人类的生产力，进而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乃至整个世界。

工业化将人类与工作紧密联系，而工作又与时间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工作时间与人的绑定。在这种绑定确立后，雇主开始不断追求提高劳动者的时间效率。科技发展使这种时间与人的绑定愈发紧密，最终演变为企业治理的制度体系，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石。

时间机器

变卖时间

随着天文学和钟表制作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能够用统一的单位精确计量时间。时间由此被视为一种资产，成为可以珍惜和购买的对象。

在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的力量使个人沦为无产者，他们唯一的资产就是自己的时间，不得不用时间换取金钱。工厂引入打卡制度管理上下班，工人则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加班获得额外工资。这些做法强化了一个观念：当工人进入工作状态，他的时间就归属于老板——老板购买了工人的劳动时间。

工作可以用时间衡量，工作产生价值，价值用金钱计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以用时间换取金钱。反过来看，富人用赚来的钱购买医疗和健康服务，本质上是在换取更多的生命时间。这样想来，是不是意味着劳动者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时间去换取富人的时间？

电影《时间规划局》直接跳过了这些推导，把时间等同于金钱，使其成为可以直接消费的一般等价物。在片中，富人拥有无尽的时间可以永生，而穷人却要为了微薄的收入日复一日地工作来维持生命。这部电影赤裸裸地展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时间交换法则。

工作时长

从企业老板的角度来看，用最少的金钱换取工人最多的工作时间是最划算的。因此，资本家最初的想法就是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让工人延长劳动时间。

《资本论》记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在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时间的欲望得到了充分满足。工人每天工作1216小时，每周工作6天，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童工和女工现象普遍存在，劳动条件极其恶劣。雇主甚至会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来榨取工人的时间，比如提前一刻钟拉响上工汽笛，或在午餐时间调快时钟。

然而，工作时间必然存在上限，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这个上限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身体界限，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人只能付出有限的生命力，必须保证休息、睡眠；其次是道德界限，工人需要时间来满足精神和社会需求。

为了改善处境，工人开始组织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

1850年，英国颁布工厂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为60小时。1866年，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宣布将8小时工作制作为核心诉求。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成立，推动全球工作时间规范化。1926年，福特汽车公司率先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周末双休）。1938年，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每周40小时工作制。

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实行”六天工作制”，1995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五天工作制。2000年，法国正式立法实施”35小时工作制”。

除了工作时长，工作中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需要关注：规律性（制度性）和效率性（速度和规模）。

规律性

现代工业文明的首要特征是时间的规律性。从每个人醒来的那一刻起，一天的活动就被时钟支配。全家人不论多么疲惫，多么不情愿，都必须在固定时间起床。迟起意味着早餐匆忙、赶车紧张，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影响工作和晋升机会。一日三餐都被安排在固定的时段内，时长有限。

随着工业规模扩大，机械制度的准时性和规律性也随之加强。正是以规律性为基础，人类才进入了大规模生产时代。规模化不仅降低了制造业成本，也催生了市场垄断。

机械时间的严格性与人类天性中的自由散漫形成鲜明对比。现在人们常说外卖员被困在算法里，其实每个打工人都被困在公司的条条框框中。即使是领导层也同样受制于体系和机制的约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效率性

资本家和雇主为了获取更高利润、降低成本，不断追求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制造更多产品、提供更多服务。由于人的工作时间已无法延长，他们转而提高生产速度。在机械技术时代，机器的首要作用就是缩短完成特定工作量所需的时间。

科技压缩了时间跨度，人为地切短了时间限制。这种改变并非出于实际功能和活动的需要，而是为了配合机器设备和机械化的时间计算制度。当人们不再将时间视为连续的经历，而是将其切分为小时、分钟和秒的集合时，计算和节约时间的习惯随之形成。

基于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从福特汽车开始，人类就在追求流程标准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标准不够就继续细分，不够精确就继续改进。过去只有工厂的工人被视为机械自动化的补充，如今连办公室的白领也成了业务流程中的齿轮。企业的标准作业流程（SOP）正是这种思维的产物：不够标准就继续细分，直到可以被系统取代，最终将人在工作流程中的作用降到最低。

节约时间已成为提升劳动效率的代名词，但其中存在逻辑矛盾。个人节约的时间本应归属自己，而企业节省下来的时间却如同货币资本一样被老板占有，或被用于新的剥削形式。

时间转换

科技进步让时间可以被转移和互相替代。以冷藏鸡蛋为例，这项技术实现了鸡蛋供应的稳定性，这是母鸡无法做到的。牛奶的巴氏杀菌则是为了解决从挤奶到远距离运输过程中的时间问题。然而，这些机械装置并未提升产品质量：冷藏仅仅是延缓了变质过程，而巴氏杀菌反而降低了牛奶的部分营养价值。

这种做法表面上对人类有利，但时间转换的本质是利用科技手段将一个劳动者的时间转移给另一个劳动者。如今企业普遍设立集中作业中心、共享中心和统一呼叫中心，实际上是通过更好的标准化将原本的销售时间重新分配。

科学管理

除了科技和机械，“科学管理”不断追求效率最大化，使工人沦为机器的延伸。他们失去了工作自主权，只能按照他人设计好的流程机械执行。企业通过制定微观层面的制度和流程规范来创造利润。

从宏观经济社会角度来看，现代大企业与中世纪封建制度颇为相似：等级分明，层层扩张，老板可以任意制定规则。企业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日益融合，形成了一个个现代”小王国”。旧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并未消失，而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存续演变。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率的巨大提升，其最显著特征是工厂引入机器。机器实现了自动化，而后续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本质上是将工厂模式延伸到办公室，基本理念始终未变。

带来的结果呢？

抛开理论争议，让我们审视过去百年来机器、自动化和数字化的实际成果。结果似乎与我们的期望大相径庭。实际上，100年前经济学家就表达过类似今天对AI的乐观情绪，听起来很是熟悉。

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我们子孙的经济前景》中预言，未来人类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他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生产效率将大幅提高，基本物质需求将轻松得到满足，人类将摆脱”为了生存而工作的束缚”。显然，这个预测并未实现。这种论调不正如同我们20年前谈论自动化、10年前谈论数字化、今天谈论人工智能时的说法吗？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每当运输效率提高，人们的通勤距离就会相应增加。一个世纪前的人步行半小时去上班，如今的人仍要花半小时通勤——新发明本可以为住在原地的人节省时间，但却迫使人们迁往更远的居住区，抵消了节省的时间。

同样，当今的信息系统建设似乎也未能减少人工时间。许多人只是将纸质填报转为系统界面录入，甚至需要先手写表单再在系统中重复录入。所谓的线上审批系统往往要求先线下沟通，再走线上流程，反而增加了工作量。

我们并非否定机器、自动化和数字化对效率的提升作用，而是强调不能一概而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动化确实提高了某些工作的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其他工作的效率。

回到根本问题：科技给劳动者带来了什么？工作时间从每周6天变为5天，国外用了80年，中国用了30年。从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信息化，工作从工厂延伸到办公室。尽管生产和工作效率提升了数倍，经历了多个摩尔定律周期，但固定工作时间却始终未见缩短。

背后的原因

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却未能减少。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社会的诸多其他因素。

当今大多数劳动者的尊严和自我价值都与工作密不可分，他们通过工作获取薪资，养家糊口。工作占据了人们生活时间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失业的恐惧普遍存在。然而矛盾的是，许多职场人又深深厌恶自己的工作，内心充满烦闷与无奈。他们在这种矛盾中度日如年，最终不得不通过消费主义来麻痹自己。这种矛盾现象，可以称之为”现代工作的悖论”。

扭曲的工作伦理

工业时代的工作伦理是在工业化快速发展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套关于劳动价值、工作态度和行为规范的思想体系。这既是百年教育的结果，也是工作文化的产物。工作伦理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条：勤劳为本（Diligence）。 工作被视为道德义务，懒惰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天道酬勤”和”勤奋致富”成为时代信条。

对工人和员工而言，在工作中合理规划和使用时间才是合乎道德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被教育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工作时间保持忙碌，或至少假装忙碌。你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比他人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想要休息片刻喝杯咖啡时，既怕被同事看到而遭受暗批——“这人又在偷懒”，又担心被老板发现。老板非但不会表扬你的效率，反而会认为你在偷懒，还会给你安排更多工作。这或许是因为老板想要展示他的权力，告诉员工：“你们的时间属于我。”

第二条：纪律与服从（Discipline & Obedience）。 从工厂到企业的制度都要求员工按时上下班、遵守流程、服从管理，强调标准化和规训。如今企业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多，这与从时间管理到效率推行的发展密切相关。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更是强化了这一点。

第三条：极强的时间观念。 从管理者角度看，通过结果评价劳动者过于复杂，而利用时间考核最为简单——只需查看打卡记录即可发放工资。控制劳动时间，让员工的工作时间与流水线或某种运作机制绑定，是最便捷的管理方式。即使提高了效率，也不会减少劳动时间，反而会用其他事务填补空余时间。时间成为衡量金钱的标尺，而非以产出成果为准。

从员工角度看，既然老板不关心实际工作内容，他们就不得不假装忙碌。在老板看不见时，员工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摸鱼”、“带薪休息”——认为上班时偷懒就是在”抢劫”老板，把偷来的时间当作自己的收益，把认真工作视为成本。这种想法在当今相当普遍。

第四条：个人责任感（Responsibility）和职业成功。 企业普遍将成功归因于个人努力与节制，而把失败视为个人懒惰或道德缺陷。这一理念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述的清教徒精神——强调节俭、禁欲与勤劳中尤为突出。

过去人们总说老板和资本家好吃懒做、欺压员工。而今人们却热衷于传颂工作狂CEO的故事，津津乐道他们超人般的工作状态和极少的睡眠时间。王健林凌晨4点起床，马斯克每周工作100小时。这无形中向员工传达：你的996不算什么，我比你更辛苦。但这种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他们再辛苦也是为自己赚钱，而员工的辛苦却难以换来相应的回报，性价比极低。

在这种工作伦理下，工作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获取资源和经验，以追求经济之外的其他价值，如家庭、政治、集体、文化、宗教），反而成为目的本身。

打工者的拧巴心态

一方面，工作的社会评价与内在矛盾。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工作伦理中的”努力工作、懂事听话”视为衡量个人价值核心标准的社会里，即使这份工作并非我们所热爱。社会似乎默认了一种指导原则：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感到身心俱疲，那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

这种强烈的社会评价压力延伸到了家庭层面。我们说服自己为了孩子而拼命工作，却反而牺牲了陪伴孩子的宝贵时间，这本身就充满讽刺与矛盾。

另一方面，工作中的意义缺失：人被异化为机器。当工人不断被当作机器对待，被告知自己不过是机器人般的存在时，他们如何能在工作中找到目标感和意义？这种异化剥夺了工作原本的创造性和人本价值。

有人说，努力工作不是也有回报吗？但如果我们审视行业、专业、趋势和市场环境，结论应该是：选择大于努力。选对了行业，在适当时机进入，正常付出就能获得回报。选错了行业，或在错误时间进入，再怎么努力也未必有所收获。所以说选择大于努力，但能否选择又取决于诸多因素：一是选择的资本，二是选择的能力。

以下是这种”拧巴”的典型示例——软件工程领域的困境。现在的软件工程越来越像是被割裂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一种是有意思、挑战性强的核心技术开发，需要动脑、需要创新；另一种则是无聊又琐碎的拼接修补工作，就是把各种技术拼在一起，解决兼容性、整合出一个能正常运行的系统。

开源软件的流行反而加剧了这种分工的失衡。那些最具挑战、最有意思的技术工作，反而成了工程师们业余时间的”免费劳动”。于是，工作日的白天，工程师在公司主要是把别人免费做的核心技术拼起来、修修补补，让它们正常运转；到了晚上下班，才开始做真正”热血”的事：自己动手开发新东西，参与开源项目。

这正形成了一个怪圈：有人免费搞核心技术，企业自然就懒得花钱去做了；结果这些”免费”的核心技术很多质量不稳定，问题多；公司又不得不雇大量工程师，把这些东西缝缝补补搞上线，天天收拾残局。

就这样，我们白天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修修补补”，晚上用爱发电搞些真正有意思的事，然后第二天继续回去修自己昨晚写的”问题代码”。这不是幽默，这是现实。

劳动异化

新技术和自动化确实导致了一些旧岗位消失，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新岗位。这些新岗位不仅填满了劳动者的空闲时间，反而让他们比以前更加劳累。

劳动异化（Alienation of labor）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由卡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中详细阐述。它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我本质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和对立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对产品的异化：工人创造的商品属于资本家而非自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剥夺，使他们与劳动成果产生疏离感。
• 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资本家控制着劳动过程。工人仅是劳动力的提供者，无法自主决定劳动活动。劳动成为纯粹的谋生手段，而非满足创造性需求的途径。
• 对人的本性的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自我表达的方式，而成为一种生存负担。工人被迫放弃自我实现，导致人性异化。
• 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际关系被简化为商品交换关系，社会关系变成了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现，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远。

如今的劳动已经高度单元化、专业化，与最终的产品交付和用户越来越远。

工业革命之前，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个人技能和资源。那时的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了解季节更替、气候变化和自然规律。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后，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却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随着机器接管工作，人们失去了对商品和服务整体创造过程的参与，沦为庞大经济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个人层面，企业和行业也是如此。一个行业或公司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它们同样难以确定自身在社会链条中的价值。

工作的熵增

正是劳动异化导致企业中的工作过程越来越复杂、冗长，以至于没人能真正理解事情是如何运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长期运营和管理中形成的熵增效应。熵是一个热力学概念，指事物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混乱。在工作中，流程节点、工作管控和监管要求的层层叠加，最终导致工作效率显著下降。我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五种熵增：

流程熵：办理流程环节不断延长，因为每个部门和领导都要体现自己的权威。某些环节最初设置时可能有其目的，但当业务目的和手段发生变化后，由于没人提出取消，这些环节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组织熵：某些职能部门或团队在最初设置时是合理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可能已经失去存在的必要。即便外界质疑其存在价值，这些组织仍会不断强调自身价值，并列举貌似合理的理由来证明存在的必要性。组织与个人一样，都有强烈的生存欲望。

责任熵：这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企业中的人们会不自觉地规避责任以避免惩罚，在制度和流程中预留模糊地带，让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便于日后互相推诿。客观上，由于事务复杂性增加、流程繁琐化和劳动异化，确实难以厘清责任归属。

管控熵：许多管理要求是因应过往错误、上级指示或外部监管而逐渐积累的，导致工作过程中出现大量无谓的管控。有人要求你填写各种表格，而你甚至不知道填写这些表格的意义何在，只能被动完成工作。

内部熵：就工作本身而言，由于长期积累的复杂情况和各种特殊需求，事情的熵值不断增加。就像飞机起飞前的安全广播，那段冗长的内容是为了满足各种目的而逐渐添加的。讽刺的是，几乎没有乘客会认真听这段广播。

毫无意义的工作

正是这种劳动异化和企业的熵增，让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工作的本质，从而产生了《毫无意义的工作》所描述的各种无意义工作。

表面上，我们的社会技术已经高度发达，能够替代大量人工劳动。这不仅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反而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看似是人类的伟大成就和制度的优越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尽管技术已经能够完成大多数艰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但社会并未因此创造更多有意义且令人满足的工作。相反，我们制造了大量无意义的工作岗位，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就业，而没有实际价值。这些工作虽然可能提供优厚的薪资和充足的闲暇时间，但工作的无意义感却在侵蚀着人们的人性，造成了”深刻的心理暴力”。

《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列举了五种典型的无意义工作：

• 马屁型：这类人的作用是让上级感觉自己很重要，如接待员、行政助理、门卫。他们的时间完全依附于他人，与实际价值无关。
• 打手型：为雇主从事损害或欺骗他人的工作，如游说集团、公司律师、电话销售、公共关系。这类工作往往涉及诱导和欺骗，游走在事实的灰色地带。
• 补丁型：例如程序员修补劣质代码、航空公司前台安抚行李遗失的乘客。这些工作本可避免，却要花时间来弥补原本就存在的系统问题。
• 报价机型：专门制作书面文件、撰写空洞报告的人员，如绩效分析师、公司内部宣传员。这些工作往往只是为了满足领导要求和应付检查，缺乏实际意义。
• 监工型：不必要的上级，负责管理本可自主工作的员工，如中层管理人员、领导力专员。他们在传达信息的过程中往往造成信息扭曲，徒增时间成本。

一项针对美国白领的研究发现，办公人员在实际工作上的时间从2015年的46%下降到了2016年的39%。相应地，无效会议时间从8%上升到10%，行政工作时间从9%上升到10%。

这本质上是一种有偿就业形式，其工作内容完全无意义、多余或有害。即使员工本人也无法为这份工作的存在辩护，但作为雇佣条件的一部分，他们不得不假装一切正常。许多从事这类无意义工作的人都清楚，他们的工作并未真正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情况就像”皇帝的新装”。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本应缩短工作时长，却因为应用方向的偏差反而加剧了无意义工作的产生。当自动化取代了真实劳动后，人类被迫转向更加碎片化、低价值的工作，却无法摆脱与机器的协同。工作市场不但没有缩减，系统和AI产生的信息反而导致过载，跨部门协作工具的普及更是增加了重复沟通和形式主义工作。

走入迷失的工作价值

书中还提到了另一种现象：即便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工作，其价值也可能极低。这种低价值工作的分布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并非是白领、高层、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价值更高，而蓝领、基础工作、体力劳动者的价值更低。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B.洛克伍德等人在2017年发表的论文中，通过梳理高薪职业的”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相关文献，试图计算不同职业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研究发现，医疗研究员创造的社会价值最高——每获得1美元薪资，能为社会带来9美元的价值。而金融从业者的社会价值最低——每赚取1美元报酬，反而会给社会造成1.5美元的损失（更讽刺的是，这个行业的薪资却异常优厚）。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工作对他人的助益越大，获得的经济回报反而越少。

如今，用AI或系统替代初级工作者似乎已成为共识，但这真的合理吗？

当伦敦准备用机器取代地铁员工时，罢工者贴出了一份讽刺性的宣传文章《未来伦敦地铁乘坐建议》。其中写道：“乘客您好，乘坐未来伦敦地铁之前，请您确保完全熟悉伦敦地铁11条线路和270个站点……请确保出行中不会出现任何耽搁、事故、紧急情况、突发事件或疏散需求。请务必保证您不是残疾人、不是穷人，也不是初来伦敦的人……请务必保证您在乘坐地铁时不会需要任何形式的帮助。”

看吧，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掌握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人往往与现实脱节，主流声音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依然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不止。

结尾

我们应该以平静的心态来接受上述的一切。这是人类文明的积累，我们必须勇于接受，目的是看清现实，解除心中的困惑。前辈曾经说过：人分两类，一类是改变世界的人，另一类是了解世界的人。大多数人只能了解世界，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中寻找最优解，然后让自己与现实达成和解。

最后，谈到AI时代将替代人类工作、减少工作时间这个话题，还是给出一些建议：

• 不要为那些公认毫无意义的工作进行自动化——再高效的无意义工作，终究还是无意义。
• 避免为已经异化的工作进行自动化，因为连提出需求的人都不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不知道自己在整个流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 请为真正具有高价值的工作进行自动化，而不是那些决策者自认为的高价值工作，要以实际效果作为判断标准。
• 尽量减少自动化带来的额外成本。如果某项自动化会产生更多的沟通成本和摩擦，就应该暂缓实施。
• 确保你的自动化确实在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且效果要显而易见。要让员工和老板都认可：员工用4天时间就能完成5天的工作量，那么就该给他一天假期。而不是表面上的减少，实际上却让大家更加忙碌。

本文我们系统性地讨论了时间是如何被量化的，当工作与时间绑定后产生了什么影响，工业化又如何不断加剧这种状况。劳动者被推上了这台时间机器，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工作伦理。随着劳动异化和熵增，甚至是科技本身，让我们创造了如此多的无意义工作，陷入了种种困境。而在AI时代，我们还在为这些无意义的工作进行自动化和替代，这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荒谬。